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办医进一步“松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广东省发改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广东非公立医疗机构有2.67万家，占全省医疗机构总数的52.8%。但与此同时，广东省社会办医机构床位仅占全省总床位数的17.7%；门诊量仅占全省门诊量21.7%。

　　从数量上来看，社会办医已经占据了医疗机构总量中的一半；从床位和诊疗量上看，社会办医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在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作为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社会化办医一直面临着准入门槛高、经营压力大、发展空间小、人才缺乏等种种发展“痛点”。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发布，社会办医是否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不少市民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服务选择高端民营医疗机构

　　民营医疗市场口碑“冰火两重天”

　　为了与公立医院差异化发展，一些非公立医疗机构往往主打优质高端医疗服务，加上不受政府定价的限制，同类项目往往收费较高。

　　观察君走访调查发现，在公立医院看一次儿科常见病花费大概300元，还能医保报销；私立医院普通常见病的诊疗费用大多1000元起步，患者大多需自费或购买商业保险。

　　中高端连锁诊所卓正医疗的首席商业运营官施翼介绍，该机构90%的客户的单次看诊费用在500-1000元之间，儿科在500-600元之间。约20%客户使用商业保险支付，80%为自费。

　　动辄上千的诊疗费，会有患者买单吗？近些年来，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花钱买服务”的就医观念。

　　广州市民黄宛（化名）在外资私立诊所“和睦家”就医已有6年。她觉得，这里的医生相比公立医院会更耐心，服务更加人性化。一次，她带孩子就诊时，一回头发现孩子不见了，竟然是溜到医生诊室玩捉迷藏。“这如果是在公立医院人多的地方，孩子可能就找不到了。”

　　平均每次给孩子做儿童保健要花1000多元，但对黄宛来说，这只是消费观念的问题，“有的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个包，却不愿意用在健康上。”

　　潘晓李是广州卓正医疗的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3岁半孩子的母亲，她带孩子看病也会首选社会办医机构。“公立医院有自己的优势，看疑难杂症、做大手术等还是会选大医院。但在儿童保健和常见病上，在一些高端一点的社会办医机构，能够获得更认真细致的问诊。”她说。

　　不过，在数量庞大的非公立医疗中，和睦家、卓正医疗等中高端民营医疗机构只是“金字塔尖”的少数。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集中在妇科、男科、肛肠、眼科、口腔等专科，“小、弱、散”医疗机构占主导，“鱼龙混杂”，医疗水平、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良莠不齐。

　　2016年“魏则西事件”引爆了社会对莆田系医院的质疑和讨伐。据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1.13万家民营医院中莆田系民营医院占80%。

　　就在今年的6月13日，甘肃临夏6家民营医院被查、25人被刑拘，被查6家医院中的5家，其法人代表均为福建省莆田市人。警方通报显示，这些医院存在夸大患者病情、虚增医疗项目、肆意加价收费等情况。

　　“医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一步都错不得。”从业30多年的眼科主任医师张深（化名）表示，社会办医机构的可持续性在于盈利，但医院又是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殊领域，“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医学发展的规律，只顾经济利益，只想很快拿回投资甚至获取暴利，这样的社会办医机构会带来隐患。”

　　张深呼吁，政府在放宽社会办医政策的时候，也要加强监管，“具体的规范要出台在前，不能出了问题再想办法补救。”

　　不少市民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服务选择高端民营医疗机构

　　医生“单干”更需凭本事赚钱

　　在医疗行业，人才是核心竞争力。社会办医的优质医疗人才从何而来？

　　观察君走访广州多家社会办医机构发现，大多数医生都来自公立医院，其中不乏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

　　从有加入卓正医疗的想法，到确定辞职离开广州某三甲公立医院，潘晓李用了2年的时间。她坦言，成熟的培养体系、良好的科研环境、丰富的患者资源等是公立医院的优势。但超负荷的工作量、各种各样的会议和杂务、看病时瞻前顾后等因素，让她有些“喘不过气”。

　　广州和睦家医院麻醉科主任赵一凡离开广州某三甲公立医院时，已是专科主任，“很多人觉得离开公立医院是因为工资，其实社会办医机构的工资不一定更高，我更看重的是发展前景。”

　　以前，公立医院医生不愿走出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非公立医院职业上升通道的不确定性。不少医生担心职称评审、继续教育、科研项目等无法接轨。

　　如今，《意见》也给了医生们一颗“定心丸”。其中明确，无论是在社会办医还是公立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都可同等参与职称评审。

　　在鼓励社会办医的背景下，许多人担心，在资本“虹吸效应”之下，医生如果从公立医院大量流向社会办医机构，将会加剧公立医院“就医难”。而在另一方面，一些医生在民营医院培养成才后就会被公立医院强势挖走，加剧了民营医院的困难。

　　不过，在中山大学眼科专家葛坚看来，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之间并非你争我抢的关系，两者是互补的。

　　他认为，公立医院满足的是大众基本的医疗需求，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存在，优化了医生资源的分配。“让以前挂不上专家号但又有迫切需求的患者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并自行承担费用，反而是有助于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社会办医机构给了医患更充分的沟通时间，潘晓李桌面常备模型，以便给患者更生动地讲解治疗原理和步骤

　　政策明确对社会办医疗机构“一视同仁”

　　近年来，国家、省市区等层面都陆续发文，为社会办医“松绑”。今年以来，从国家到省市在支持社会办医上，都加快了步伐、加大了力度。

　　5月，国家卫健委等多部委发布文件，将在广州、深圳等10个城市试点，将诊所设置由审批改为备案制管理。

　　日前，广东省发改委也牵头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新规，简化社会办医疗机构跨部门审批流程。

　　在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推动下，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医疗行业，民营医院数量不断攀升。截至2018年底，我国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

　　但相比数量的增长，民营医院的市场占有率仍未达到预期。以广东为例，截至2018年底，非公立医疗机构有2.67万家，占全省医疗机构总数的52.8%；但社会办医机构门诊量1.84亿人次，仅占全省医疗机构门诊量的21.7%。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忽视的是，虽然社会办医受到政策鼓励，但近年来公立医院扩张得更快，挤占了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

　　2014年6月，国家卫计委就罕见地发布《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严控公立医院规模成为了一道“红线”。《意见》也再次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

　　作为一名从公立医院离开创业的医生，卓正医疗的创始人之一、副总裁朱岩说，他最期待的政策利好，就是政府能够进一步推动公私医疗机构平等对待。这也是长久以来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共同呼吁，尤其是在医保定点准入上。

　　如今，这一愿景正在逐渐实现。《意见》明确，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的覆盖面，社会办医正式运营3个月后即可提出定点申请。未来，基本医疗保险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也有可能在社会办医机构实现。

　　前不久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也重点提出，要清理歧视性政策，对社会办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对待并给予扶持。

　　但也有人担心，面对逐利的社会资本，民营医院是否必然滑向重经济效益、轻医疗质量的“陷阱”？

　　“社会资本是否了解医疗运营的规律”是大多数民营医院运营者面对社会资本投资时关注的焦点。卓正医疗CEO王志远就坦言，自己对于投资方的选择，会考察对方是否尊重“以患者为中心、坚持诊疗规范化”的理念。

　　“投资方是否了解医疗以及其规律，决定了这个社会办医机构的发展方向。”赵一凡说，有的投资方见一两年的投资都不能回本，就着急地要减少人力成本、改变发展方向。对于医生和投资方，这样的结局只有双输。

　　葛坚认为，非公立医疗机构要把健康服务，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考虑经济效益，完善付费机制，让患者看病能“瞧得上、瞧得好、瞧得起”。

　　【南方网全媒体记者】李秀婷 朱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