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

　　如何推动湾区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构建网络化发展格局？日前，在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广州新观察“极点带动·轴带支撑优化湾区发展格局”学术圆桌会议上，来自政、学、研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极点带动、轴带合作、空间格局等多个角度，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建言献策。

　　会上专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渐形成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已经是全球化格局中不可替代的联络点，但大湾区在朝着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上，仍需要创新带来的跨制度、跨行政边界的协调力和行动力。

　　“两山变一山”：广深合作辐射带动区域发展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提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受关注的两个珠三角城市便是广州和深圳。“从过去很多年来看，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之间的竞争性要稍强于合作性。”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看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深化广州、深圳两地合作的绝佳机会，广深在充分和有序竞争基础上合作，将强化整个区域内部竞争力，最终会全面提升大湾区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广深将共同承担更重要的使命。“要让广深这两个山头变成一个，来打造一个范围更大、要素更多、辐射能力更强的产业和服务发展链条。”胡振宇认为，广深之间的合作前景广阔，包括金融、交通、科技创新等方面。广深之间具有“科技+产业+金融”的组合发展优势，相互合作可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胡振宇表示，从全球城市分级来看，广州和深圳都已迈入第一梯队，在全球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和带动能力，并已经到达“涓滴效应”往外辐射带动的节点。

　　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广深这两个城市在大湾区中的体量都非常大。

　　“尤其是，深圳前海、广州南沙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平台，将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形成从吸纳到吞吐的格局。”胡振宇说，具体而言，深圳要通过发展“湾区经济”，发挥深圳在“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城市中的引领作用，巩固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主体地位，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

　　站在广州的角度来说，又该如何响应？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黄慧明认为，与深圳不太一样，广州是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历史悠久的老城市，城市发展综合实力较强，平衡度较高。“这就意味着，广州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带动作用，利用在综合服务能力、对内对外交往方面等突出优势，为湾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支持。”

　　对于广州未来的使命，黄慧明说，广州要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并围绕广州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共建广州大都市圈，重点从产业、服务、基础设施、交界地区发展方面做好协同。尤其是要高水平建设南沙自贸区和加快广佛同城化，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极点。

　　不谋而合的是，黄慧明和胡振宇都认为，只有广深之间动起来，辐射周边，实现广域的、城市群之间的均衡结构，才能充分发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价值意义。

　　东西两岸贯通：珠江主航道“变窄”

　　如果说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合作联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南北跃动，那么发生在珠江主航道之上的贯穿东西的交往也正方兴未艾。

　　“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联系从未间断。”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城乡规划高级工程师陈洋说，从历史发展时期来看，最早期珠三角的文明其实是孕育在西岸，珠三角近代行政区划的变化，其实也是从西向东的变化。但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珠江东岸的城市经济开始崛起，香港、深圳、东莞正通过打通物理距离瞄准珠江西岸，构建一条东西向的产业带。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立勋的认同。“粤港澳大湾区自古就是一个联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区域，东西两岸、南北轴向、三大中心等基本特征始终贯穿其中。”李立勋曾在一项研究中提出，随着珠三角东西向交通轴线的建立、南沙等重要节点的开发建设、新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以及珠三角一体化的趋向，珠江主航道将“变窄”，东西两岸沿珠江主航道（环珠江口）的发展将汇合成一条联系紧密、区域覆盖更广的带状发展轴。

　　对于未来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态势，李立勋也给出了自己的研判。“借助一系列重大交通设施特别是跨江通道的建设，一江两岸的发展将汇合成一条联系紧密、区域覆盖更广的创新走廊。”他说，西起江门，经佛山、中山、广州南沙、东莞，东至惠州，将形成一条横跨两岸的先进制造地带，进而连接粤东、粤西，形成横贯全省的沿海经济带。

　　李立勋进一步分析道，香港、广州、深圳的扩散趋势强化，扩散方向呈现多元格局。而珠江西岸拥有较为充裕的土地空间与人力资源，可以有效承载港穗深的动能扩散，发展机遇明显。“以地理邻近为特征的三大经济圈结构及其扩展版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彼此之间的渗透性、重叠性将明显增强。”李立勋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是重要国家战略，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能到世界上去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区域发展模式，其东西两岸间的互联互通是必然趋势。”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看来，深圳、香港等城市的布局可以说是“声东击西”，跨江通道、跨海大桥的修建，明显预示着向西岸登陆的信息。

　　但他也坦言：“虽然当前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区域内助力，都给了西岸发展的空间，但如果反过来更加战略地想，一旦外部的动力释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西岸是不是具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现跳跃式发展的能力？所以，对于珠江西岸的城市而言，应同时把内生动力和外援动力结合起来协同发展，才能融入大湾区发展格局中。”

　　网络化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发展

　　当下全球经济处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例外。

　　“对比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事实上是一个存在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制度势能是其中独一无二的优势。”王世福举例，从过去港澳与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前店后厂”模式，到广州、深圳、珠海以自贸区与港澳对接，珠三角的城市发展都享受到了制度红利。

　　王世福认为，在优化大湾区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创新，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合力，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跨境跨城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发展。在他看来，未来在大湾区内，城市之间应保持各自的制度特征，但在空间上应相互渗透，使制度势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释放。

　　空间响应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势能。因此，王世福建议，可以高速公路网为基础，继续加强环珠江口交通、跨海交通建设，突破自然边界，加强两岸联系，拓展空间纵深。同时，利用“无水港”“自贸区”等特殊“飞地”政策区的经验，建立各类内部运行港澳制度、生活习惯的“离岛”或“飞地”合作。

　　“大湾区内都市圈的发展形态正初现端倪。”陈洋则观察到，无论是广佛同城化，还是深莞惠之间的产业转移，创新要素正围绕都市圈组织，以广州、深圳为双核心的区域格局日愈深刻，周边的佛山、东莞为接受辐射的主要地区。

　　都市圈是城市集聚了大量资源要素，形成规模效应、乘数效应，吸引更多资源进驻，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

　　“未来大湾区的空间规划里，将更加趋向于弱化点轴，强化都市圈影响，强调柔性且更加网络化的轴线。”陈洋说，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以广佛和港深为两大核心都市圈，并配以若干功能区块为竞争单元，由公交化轨道网络串联和沟通边界地区增长的蜘蛛网状空间结构，并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中。

　　城市之间的竞争，未来将主要依托和表现为空间平台的竞争。在李立勋看来，区域交通支撑和上层政策推进下，生产要素将更方便、更密集地实现跨区域流动，空间流动明显增强。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大湾区与粤东西北及泛珠三角之间的跨地空间开发将逐渐兴起，并从生产领域走向创新领域、生活领域。“居民的居住、就业、休闲将可在湾区范围内便利流动，促进大湾区从地方性（local）宜居走向区域性（regional）宜居。”李立勋说。

　　南方日报记者 周甫琦

　　联合撰稿：广州市社科联 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