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孩子很想我，她每天跟我视频，我不敢说我在医院，就骗她说，妈妈在一列很慢很慢的火车上，因为经常没有燃料会停下来。”2月17日，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30岁的武汉姑娘文文（化名）强忍住泪水说。

　　住在她同间病房的，是同样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妈妈。1月21日，文文的妈妈杨凡（化名）带着文文3岁半的女儿离开武汉去广州，文文则第二天出发。但想不到的是，文文和妈妈再次相见，是20天后在隔离病房。20天内，母女俩经历了不同的生死时刻。

　　最高烧到了40.6℃

　　文文和母亲是在武汉“封城”前离开武汉的。1月22日中午，文文坐高铁到了广州。而在前一天，文文的妈妈已经带着她3岁半的女儿先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文文洗了个澡，把箱子物品都消毒了才准备睡觉，此时她听到消息说，武汉要“封城”了。

　　果然，23日凌晨2点半，武汉官方发布了“封城”消息。文文感觉“事态好严重了”，决定和妈妈分别在家自我隔离。那几天，家人把饭做好放在房间门口，她再拿进去吃。

　　1月23日，文文有一点咳嗽，她有点紧张，去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不过，抽血和X光检查结果都很正常，医生说她只是有点下呼吸道感染。文文高兴地发了个朋友圈，很高兴地自己身上疫情解除了。

　　但接下来的2天，她开始发烧。“烧得有跟平时有点不一样，特别怕冷，但烧得不高，最高也就是38℃。”1月27日，发烧严重起来，咳嗽加剧。她又开始担心，当晚戴上口罩到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抽血、X光片依然没问题，但血象有点高，值班的护士让她先在医院观察。“我当时一百个不情愿地被收进来了。”文文说，住进来的时候，隔离二区还只收治了5个患者，她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

　　1月29日，核酸检测的结果出来，确诊了。文文的心态有点崩，“自己一直不敢相信的事情成了真，一想到要是女儿也被传染了，就很受不了。”

　　刚来的两天她特别焦虑，经常打电话问医生，“我会不会死？要是我女儿进来了怎么办？会不会有人照顾他？”隔离二区主任关玉娟安慰她：你不用担心，就算小朋友被确诊了，也会有志愿者来照顾她，你不会死，你症状很轻。

　　其实，文文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她的肺部感染已经比较重。1月31日开始，文文开始高烧，烧到了40.6℃。“晚上烧得意识有点模糊，白天会稍微好一点。”

　　在医生精心治疗下，到2月2号，她感觉自己“一身病退了”，咳嗽气促的症状都消失了，只是活动久了胸口有点闷。

　　文文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好了。

　　负压手术室里的三级防护手术

　　2月2日晚11时许，文文突然觉得腹痛。她之前就查出来有卵巢囊肿，准备在武汉协和医院手术。但一开始，她没往这边想。

　　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下面流血了，她有点害怕，想到了那颗囊肿了。关玉娟带着医生李剑萍来早查房时，她赶紧反映了这个情况。

　　关玉娟立即向妇产科发了会诊请求。很快，中午11时许，妇产科主任梁慧超就来了，在床边给她做了一个简单的妇检，“患者的囊肿已经破裂，药物不能缓解，必须要立即手术。”

　　听到要手术，文文又懵又怕，“我还能好吗？”当天下午2时45分，她硬着头皮，被推进了手术室。或许是害怕，或许是麻醉药物的作用，文文一直浑身发抖。

　　令她倍感温暖的是，医护人员们都非常温柔。“当时给我麻醉的医生，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好暖，就搂着我，一直在安慰我说不要怕，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文文记忆深刻。

　　主刀医生梁慧超有丰富的为艾滋患者手术的经验，但给新冠肺炎患者做手术，防护要求更高。

　　“做艾滋患者的手术，二级防护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血液的飞溅和针刺伤，做新冠肺炎患者手术，主要是防护气溶胶传播，要三级防护。”梁慧超说，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三级防护下做手术，“终生难忘”。

　　手术在负压手术室完成，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衣再加一层隔离衣，戴上N95口罩再加外科口罩，戴上护目镜，呼吸和视野都比较受限。为了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影响，手术要“尽快结束战斗”。

　　因为有肺炎，没有全身麻醉，手术中的文文一直很清醒，不敢睡过去，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肚子被切开，被缝上。3个多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

　　出手术室时，雨下得很大，护士们推着病床来接她回病房。麻醉还未过去，文文在病床上不能动。护士们把文文搬到病床上，在她身上盖了两层被子，还加一层塑料布，给她戴上护目镜。

　　“4个护士推着我，一个护士给我打着伞，她们浑身都被淋湿透了，我一点都没淋湿。”文文说。

　　手术后，文文受到了严密监测和精心照顾。护士们给她买了肠内营养粉让我补充营养，非常勤地换尿袋、处理伤口，整晚不断有人过来床旁看护。文文说，医护们对自己的照顾是整个病区“最精细的”。

　　文文术后恢复得很好，第二天就撤了监护仪器。过了生死关的她，开始有心情跟朋友们开玩笑，“我说我是广东第一例新冠肺炎合并妇科手术的，我觉得我好厉害，我做什么事都要做第一。”

　　“熬过来了，就胜利了”

　　情况稳定后，文文才知道，自己手术那天，妈妈也住进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ICU。

　　1月25日大年初一，杨凡发烧了，但精神状态还挺好，以为只是感冒，去医院抽血拍片也都没有异常。

　　但过了几天，烧还是不退。1月29日，她第二次来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这一次，她被收治了。

　　一开始，杨凡只是发烧，但过了几天，就感到气促，出不来气。2月3日，医生见她情况危重，立即把她转去了一楼的ICU。医生告诉她，她的情况有点严峻，如果不能改善，可能要气管插管。

　　“我说我不切气管，他说你的血氧太低了,有生命危险，一下肺里的气上不来，马上就不行了。”杨凡说，医生先给她上了吸氧机，鼓励她先坚持一下，实在不行再插管。

　　“我就拼命地呼吸，当时已经吸不来气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医生就用呼吸机的罩子把我罩住，我猛一下子感觉到那种吸力把氧气吸入肺里，顺着呼吸机往下沉气，一下子舒服了不少。”杨凡回忆。

　　奇迹般地，她慢慢挺过来了，医生也鼓励她：“熬过来了，就胜利了。”3天后，杨凡转到ICU的过渡病房，再过了两天，2月9日，她转到了二楼的普通隔离病房。

　　护士们安排她与女儿住进在同一间病房。直到这时，母女俩才在医院里第一次相聚。“我们看到彼此，互相都安心了。”文文说。

　　目前，文文和妈妈病情都在不断好转，家里人也都解除了医学观察，幸运地都未感染。2月18日，文文将康复出院。她说，她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抱抱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老天很眷顾我们一家，没有感染其他的人，还能在广州得到这么好的医疗和照顾。”文文说，是广州救了她们的命。

　　对话

　　记者：在病房见到妈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文文：其实我们当时的对话很平淡的。我说，妈，你来了。我妈说，来了。但看到妈妈转轻症了，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每天和妈妈在一起，很安心的。我很感激护士们这样安排。

　　记者：马上要出院了，心情如何？

　　文文：因为有了医护人员的无私付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为我手术，然后才有了今天一个比较健康的我。如果在武汉，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捡回这条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给我做手术。我朋友所在的大院里，被确诊了十几例，其中一个37岁的年轻人，也没有基础疾病，就那样走了，说白了是没有床位，轻症拖成了重症，人就没了。这次来广州可以说是救了我的命，让我能够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记者：对其他新冠肺炎患者你最想说什么？

　　文文：我跟我妈都很不顺，我们都能扛过来，普通病人一定更能够扛过来。一定要对医生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其实它就是一场比较重的感冒，广州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在这么多医护的努力下，一定会打赢这场战斗。

　　记者：出院后最想做什么？

　　文文：出去后我还要隔离观察14天，解除隔离后我想拥抱家里人，抱抱我的孩子。我孩子很想我，她每天跟我视频，我不敢说我在医院，就骗她说，妈妈在一列很慢很慢的火车上，因为经常没有燃料会停下来。我还想报复性消费，大吃大喝，想多陪家里人，想努力工作，想去做志愿者，尽我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回报社会。

　　南方日报记者 李秀婷 张梓望 张迪 通讯员 贾卫东